龚自珍关于边疆史地研究的时代精神

19世纪二三十年代，清皇朝从强盛的巅峰上跌入谷底，开始走向全面衰落，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和空前严重的社会危机均已凸显出来。对此，龚自珍指出：“履霜之，寒于坚冰；未雨之鸟，戚于漂摇；痹痨之疾，殚如痈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龚定阉全集类编》卷4）“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不十年其惧或烦兵事”（同上）便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这无疑给觎中国西北边疆多时的沙俄和英国以可乘之机。嘉庆二十五年（1820），流亡在国外的原维吾尔上层统治者后裔张格尔在英国的怂恿和支持下，勾结浩罕国势力，利用新疆各族人民对清朝官僚统治腐败的强烈不满和仇视，窜入南疆，煽动分裂祖国的叛乱，直至道光七年（1827年）判乱才最后平定。此外，沙俄自19世纪30年代起，就对中国西北境内的巴尔喀什湖和桑斋湖地区进行武装侵扰和非法占领。自此，中国西北边疆进入“多事之秋”。由于历史条件的新变化，致使边疆史地研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于是这个时期的边疆史地研究亦发生了有别以往的新变化，并表现出鲜明、浓郁的时代精神。本文仅就龚自珍在这方面的认识作一阐述。

首先，龚自珍将边疆史地研究同安边固防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使这种研究更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感。

第一，加强对新疆的行政管理，提出在新疆设置行省的建议。针对西北边疆的动荡局势，龚自珍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撰写了《西域置行省议》，并首次提出了在新疆设置行省的建议，对新疆的边防、经济以及行政建置等作了详细的阐述。自康熙以来，清廷对新疆的管理一直沿用派遣将军和参赞大臣等“镇守”的办法，缺乏一套系统完备的行政管理机构，这显然不适应日益复杂的新疆局势，尤其是不利于开发新疆和安边固防。因此，龚自珍主张在新疆设置同内地一样的行省制度，这既有利于中央加强对新疆的管理，又有利于开发新疆，维护国家的统一。同时，他又提出迁“内地无产之民”入疆垦荒，以解决内地人口过剩、游民无以为生，造成社会不稳定问题，同时又能将边疆开发同巩固国防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全局和局部利益得以很好地兼顾，表现出对国家民族之深切关注及崇高的责任感。龚自珍意味深长地写道：于新疆建省虽然“现在所费极厚，所建极繁，所更张极大”，但是“所收之效，在二十年以后，利且万倍。夫二十年，非朝廷必不肯待之事，又非四海臣民望治者不及待之事。然则一损一益之道，一出一入之政，国运盛益盛，国基固益固，民生风俗厚益厚，官事办益办，必由是也，无其次也，其非顺天心，究祖烈，剂大造之力，以统利夫东西南北四海之民。”（《龚定庵全集类编》卷7）他强调要从国家的长远和根本的利益之战略高度来看待在新疆置省的意义与价值。从龚自珍首倡于新疆建省之说，至1884年新疆正式建省，期间经历了64年的风风雨雨。李鸿章对此曾盛赞道：“古今雄伟非常之端，往往创于书生忧患之所得。龚氏自珍议西域置行省于道光朝，而卒大设施于今日。”（《黑龙江述略序》）

第二，强调安边固防同处理好民族关系紧密地结合起来。龚自珍反思历史，指出搞好民族关系对安边固防的重要性。他说：“吾师亦知乌什往事乎？素诚者，旗下役也，叨窃重寄，为领队大臣。占回之妇女无算，笞杀其男亦无算，夺男女之金银衣服亦无算，乌什杀素诚以叛。乌什之叛，高宗且挞伐，且哀怜。圣谕以用素诚自引咎，御制诗，时以激变为言，谓素诚死有余罪。纳世通卡塔海之诛也，非以失机也，以平日扰回也。”通过历史的回顾与总结，龚自珍渴望领队大臣宝公能以史为鉴，“今回人安益安，信亦信而已矣。信生信，不信生不信。不以驼羊视回男，不以禽雀视回女。回人皆内地人也，皆世仆也。”龚自珍认为，对维吾尔族只要能一视同仁，以诚相待，就一定能搞好民族关系，只要搞好关系，就能保障边疆的长期安定。对此，他说：“故吐鲁番安，而四大城皆安；四大城安，而天山南路举安；天山南路安，而非回之天山北路安；天山北路安，而安西南路北路举安。伊犁将军无内顾之忧，兰州总督无外顾之忧。”（《龚定庵全集类编》卷7）最后，龚自珍还主张从事农耕的汉族人民和从事畜牧的少数民族应彼此尊重，即“耕者毋出屯以垦，牧者毋出圈而刈，上毋虐下，下毋藐上，防乱于极微，积福于形。”这种从搞好民族关系入手以探讨安边固防的见解，是龚自珍也是我国这个时期边疆史地研究的最重要的思想成果之一。

其次，龚自珍的边疆史地研究思想反映出鲜明、浓厚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主要表现为对国家统一的全力维护。

1827年，张格尔判乱被平定后，新疆如何善后问题一时则成了朝野上下议论的中心。针对一些人以喀什噶尔等四城“悬远难守”，而且费用浩大为由，主张放弃上述四城的议论，龚自珍撰文指出：“臣闻前史安边之略，不过羁縻之，控制之。虽有长驾远驭之君，乘兵力之盛，凿空开边，一旦不能有，则议者纷纷请弃地，或退保九边已耳。非真能疆其土，子其人也。国朝边情边势，与前史异，拓地二万里，而不得以为凿空；台堡相望，而无九边之名。疆其土，子其民，以遂将千万年而无尺寸可议弃之地，所由中外一家，与前史迥异也。”又言：“回人皆内地人也”（同上）。在龚自珍看来，当时清皇朝的边情边势已同前朝往代迥异，所以不可简单地照搬前朝所谓“凿空”、“羁縻”等安边之策。这主要由于过去的“羁縻”之地已尽入中国的版图，并且成为中国领土中“千万年而无尺寸可议弃之地”，其人民经过长期的沟通与融合已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即“中外一家”和“回人皆内地人也”。因此，他坚决反对放弃喀什噶尔等四城，并提出“以减轻内地负担，做到供需自给为特色的足兵足食”的安边对策，其最终目的还是着眼于维护国家的统一。这反映了他强烈、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中已含有近代国土意识和中华民族之整体的民族意识的新因素，这是前所未有的认识。